近期，哈佛医学院的一项调查称，美国在2020年3月的每日估计急性心血管疾病（CVD）住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3.4％（P＜0.001），平均住院天数减少了1.2天（P=0）。
近期，哈佛医学院的一项调查称，美国在2020年3月的每日估计急性心血管疾病（CVD）住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3.4％（P＜0.001），平均住院天数减少了1.2天（P=0）。
似乎，新冠疫情一下子扭转了心血管病带来的医疗资源负担增加的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转变的可能原因在于减少不健康的行为，比如在餐馆吃高盐的饭菜，或者减少道路上汽车数量减少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样，通过使用远程医疗增加对医师的访问，可以在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之前对恶化的CVD进行治疗和缓解。可这是真的吗？
COVID-19悖论：数据好=形势好？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心内科Joseph E. Ebinger指出，这是一个悖论。不考虑疫情下CVD患者面临现实问题，就直接欢呼于这个结果，有如盲人射箭——你看不到不代表问题不存在。
事实上，报告原文也提到，这些数据其实反映出，在COVID-1疫情期间可能会延迟或简化对急性心血管疾病的救治。
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现实：大灾大疫增加CVD风险
根据早期的研究，COVID-19患者往往存在全身炎症反应，血沉、C反应蛋白、铁蛋白、D-二聚体和白细胞介素-6水平均升高。这种强烈的炎症反应将导致斑块不稳定和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的增加，从而导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和脑血管事件。实际上，其它一些灾害性事件，也会通过类似途径增加CVD恶化的风险。
也就是说，新冠疫情会增加CVD不良事件才对，可患者哪去了？
这种情况并非孤例，1994年南加州北岭地震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心血管死亡人数显著增加。然而，矛盾的是，当地医院的CVD患者却大幅减少了。
现实：患者在“扛病”
澳大利亚一家医院报告称，与新冠疫情前比较，疫情期间收治的CVD患者，其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症状出现到接收诊治的时间增加了4倍，达到了11小时以上！这导致导管介入术成功率下降了40%。类似的报告在欧洲等地也屡见不鲜。
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期间，CVD患者普遍在“扛病”，直到“扛不住了”才上医院，可这是为什么呀？
为何“扛病”之一：不敢外出
居家隔离很有必要，但有病该看还得看
疫情期间，随着政府机构、医学会和公共卫生组织强调呆在家里的重要性，以及因为担心前往医院会增加接触COVID-19患者的风险，那些症状不清或无法确定自身状况的CVD患者，在决定就医时可能会犹豫。
为何“扛病”之二：没钱啦！
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by《我不是药神》
这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没钱，而是多数患者没了医保。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估计，多达2500万美国人可能因为新冠疫情而失去保险，这导致他们无法负担包括CVD在内的疾病医疗费用，即便有政府救济，但也是杯水车薪。
为何“扛病”之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
对抗COVID-19疫情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医疗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被优先调配在抗疫所需当中。在抗疫大前提下，对于CVD在内的其他病种，压缩择期手术的数量和减少住院时间成为了“必须的选择”。因此，未来对COVID-19疫情期间心血管住院后再入院率的评估将有助于阐明这些情况。
解决之道：需要大格局
最后，作者呼吁，在抗击COVID-19疫情的斗争中，大家应团结在一起。就像战争时期一样，政府、医疗机构和个人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时间和精力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同时大家也应该认识到，COVID-19的后果不仅局限于病毒携带者，还包括对其他疾病患者的间接损害。因此，战胜COVID-19将需要一个大格局思维，去统筹资源，满足各个病种患者所需，确保非COVID-19相关疾病的患者继续得到及时、循证和高质量的治疗。
参考文献：
Joseph E. Ebinger， Prediman K. Shah. Declining Admissions for acute cardiovascular illness: the COVID-19 paradox. JACC. Originally published 13 Ju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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